以下是:莱钢NM400耐磨钢板的产品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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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半个月，多地纷纷集中开工一批重大项目。据上证报记者粗略统计，贵州、四川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福建等多地重大项目集中上马，涉及总投资规模超过万亿元。
秋季开工旺季来临
从各地披露息来看，此次地方集中开工的项目多为产业项目和基建项目。产业项目多集中在新兴产业领域，突出了投资强度大、科技含量高、产业链联系紧密等特点。
多地密集开会部署抓项目稳投资
近期地方政府密集召开会议，部署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稳投资。
9月6日，辽宁省政府召开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和招商引资工作会议，总结前一阶段工作，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。
会议指出，要动真碰硬，全力扩大投资。千方百计、加大力度，加快推进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，扩大技改和新兴产业投资，着力扩大外商投资，打造辽宁经济的新引擎、新动能。
9月4日，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大湘西片区座谈会在长沙召开。
会议指出，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六稳”工作要求，有效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，抢抓重大政策机遇，推进湖南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，下大力气抓项目稳投资促发展。
此外，还有部分省份直接出台了稳投资的政策文件。
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于日前印发《陕西省稳投资工作行动方案》，出台大项措施力促投资。
其中强调，力促重大项目进度。年内开工西安至延安、西安至十堰、西安至安康高铁和西安咸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等重大交通项目，加快建设西安外环高速(南段)等19个高速公路项目，加快实施西安地铁第三轮建设规划，年内开工1号线三期、8号线、14号线等项目。
此前在7月底，《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(2018-2024年)》就已获发展改革委批复，近期项目建设投资968.5亿元。
四季度基建投资或将显著回升
地方投资热情高企，得益于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稳投资政策，包括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并扩大使用范围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。
多位分析人士纷纷表示，随着稳投资政策实施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，四季度基建投资增速有望回升。
“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，确保今年限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0月底前全部拨付到项目上，督促各地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。这是真正将对年内基建投资有明显作用的政策。”中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说。
他进一步分析称，截至8月末，已安排使用的新增专项债券1.59万亿元，约占同期已发行新增专项债券的80%，也就是说，还有5600亿元的额度用于9月新发和落地使用。再加上可能将部分2020年新增专项债额度提前到四季度使用，预计四季度基建投资或将显著上行，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将强于此前几月。
所谓“钢厂搬迁”，是一个不符合客观现实，容易带来误解的概念。
如果企业把机器装备拆下来搬往新厂址，安装起来恢复生产，可以称作搬迁。对于一些轻工行业、组装行业以及商贸企业来说，搬迁可能较为常见。而钢铁行业进行这种意义上的搬迁，古今中外极少发生。10年前某权威组织开展了“城市钢厂搬迁”课题研究，研究者经过检索，仅发现美国曾有过一起搬迁案例，即拉克万纳钢铁公司(LackawannaIronandSteelCompany)，因不能忍受严重的劳资冲突，于1902年自滨州的斯克兰顿市(Scranton)搬迁至纽约州的西塞尼卡市(WestSeneca)，后来还是倒闭了。我国抗战时期将汉阳钢铁厂、大冶铁厂的装备拆迁至重庆，重建为后来的重庆钢铁公司，大概可以算作第二例。除此而外，几十年前欧美一些钢铁厂关闭后，把整条生产线卖给我国，建成如首钢二炼钢、沙钢等生产基地，恐怕不能叫做“搬迁”，因为并非同一个主体，只能称之为买卖二手设备。
而上述这些情况，目前在我国已不复存在。前些年我国首钢、大连钢厂、重钢、青岛钢厂等，都是关闭、淘汰掉原址装备，在新址建成全新的生产线，据了解，利用旧设备的情况基本没有。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，，是钢铁生产装备多为工业炉窑，一经拆除就成为一堆废钢，可利用其原功能的不多；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是，我国冶金装备制造和成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，利用旧设备意义不大；第三，是弃旧建新往往伴随着技术升级、工艺及产品结构优化，旧设备往往不复利用。
所以，现在所谓的“钢厂搬迁”，实质上是关闭旧厂，在异地新建一座全新的钢厂。这和真正意义上的搬迁属于不同性质、依据不同的两类决策。
关闭城区钢厂，主要是地方政府基于环保压力，为维护公共利益做出的决策，属于政府行为，应纳入拆迁范畴。
城市钢厂是不是一定要关掉？不应一概而论，应权衡利弊，依法依规，慎重决策。笔者认为主要应在两方面进行综合考虑。一是要综合考虑关闭城市钢厂的必要性。是不是非关掉不足以使空气质量达标？一些城市把钢厂搬到近郊区，对改善城区空气质量有多大作用？通过技术改造和严格监管，使城市钢厂达到超低排放标准，能不能解决环境问题？能不能像日本等发达那样，让钢厂在消纳城市垃圾、处理污水和提供能源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？二是要综合考虑关掉钢厂的收益与成本。关闭城市钢厂除了减少财政收入、居民就业外，还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产损失，这是成本。收益除了改善空气质量外，还包括腾出土地进行其他产业开发，以及将“产能指标”转让或让企业作价带走等。只有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。
从现实看，有的地方政府推进“钢厂退城”计划，经过了调查研究、专家论证、资产评估和与相关利益方反复的沟通协商过程，企业资产损失得到补偿，职工得到安置，环境得以改善，值得充分肯定。但也有一些地方，钢铁企业退城单纯依赖行政命令，似乎把企业“赶走”，政府除了减少GDP外不需要付出任何其他代价，这明显有违有关法律和中央三令五申保护产权的精神。也有的地方为了不减少当地GDP、税收和就业，指令企业搬往几十公里外的近郊，对改善空气质量作用不大。对此，建议有关部门废除含义模糊的“钢厂搬迁”概念，明确将城市钢厂退出纳入拆迁范畴，依法依规推进实施。
异地建厂，应该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，交由企业自主决策。
目前我国钢铁需求已经进入峰值区，未来存在总体上缓慢下降的趋势，产能过剩仍是钢铁行业将长期面临的问题。对退出城市的多数钢铁企业而言，基本上没有哪家企业的产品是不可被其他企业替代的。所以，钢厂退城后并不一定非要再建一座钢厂。即使再建钢厂，建在什么地方，市场定位如何，大宗原材料和产品如何进出，都是应该由企业及其投资者根据效益大化原则慎重考虑做出的决策，而不应该由政府指令“搬迁”到某一划定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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